• 服务热线
  • 15538209856

NEWS

最新资讯

校园文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6-09-06 09:39:00 
       社会学家们对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分类考察,从中,我们获得了学校的一些基本性质:学校组织不是生产经营性组织,其主要作用不是创造生产价值赢取利润而是继承和发扬人类的文化遗产;学校归结到底是一种服务性组织,服务的对象就是受教育者和社会;学校的组织和管理主要通过规范化手段进行,将一定社会的规范,信念,道德习俗及传统灌输给学生,要求学生遵循和发扬;同时,因为学校组织中的主要工作人员——教师属于独立性较强的专业人员,他们平时只在自己的班级中工作,很少有班级之间、年级之间的合作,教师一旦进入课堂从事教学或独立教育学生,学校领导者的声音就变得遥远而飘渺,学校组织任务、计划和目标分化为教师个人行为,学校的科层组织体制所起的作用便会大大削弱。
      因而,相对于科层组织而言,学校更倾向于松散型结构组织,它对其成员的行为只有有限的制度约束,多数依靠感染激励等方式来促进学校组织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学校的文化机制便成为有力的黏合剂,把松散型的学校各系统连接在一起。因而组织文化更适合于学校组织。不同的组织因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特性,对学校个体组织文化的剖析更有助于认识学校“个性”的形成及其对学校管理的积极意义。河南校园文化的本质特征表明,文化是一个极具自我特色的概念,不同的组织因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因而,对学校个体组织文化的剖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学校“个性”的形成与其对学校管理的积极意义。
       动态维度的文化概念也许更适合于对学校文化的分析,关注实体、关注边界的学校文化正面临着冲击。如果我们还是一味地强调学校文化的特性,紧抓住过去的学校边界不放便没有什么意义了。有时,还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进一步前进的障碍。从教育自身的情况来看,世界文化的一体化与多元化,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师生员工生存状态的不断变化等等,无疑都在迫使学校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准则、学校的办学理念、学校的教育和教学方式等做出重新的定位和选择。
        学校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Waller, W.)最早提出的。1932年,他在其《教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学校文化”(School Culture)这一表述,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中形成的特别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借不同年龄的儿童将成人文化变成简单形态或借儿童游戏团体保留成人文化;另一方面则由教师设计引导学生活动的文化形成。学校中的各种仪式,是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成为一个权威性的说法。而且,“把文化作为学校和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越来越激发了人们的更大兴趣。”
       迪尔等人把公司文化的观点应用在解释学校组织文化上,于1991年出版了《校长在形成学校文化中的作用》一书,认为学校文化反映了一所学校在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信仰和传统的一种深层形式。迪尔等人还于1999年出版了《形成学校文化:领导的核心》一书,认为学校文化是一种价值观、传统和象征的网络。当学校领导者能够理解、反映并体现学校文化时,他们就能够评估形成学校文化的需要并积极强化学校文化。那些有价值的学校文化就会得到加强,那些受到疑问的学校文化则被更新,那些有害的学校文化则被施以强烈的解毒剂。迪尔等人的学校组织文化观点对于学校组织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另外,还有霍伊和密斯科尔(Hoy, W.K. and Miskel, C.G)的《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斯诺登和戈顿(Snowden, P.E and Gorton, R.A)的《学校领导与管理》、欧文斯(Owens,R.G)的《教育组织行为学》,都在书中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学校文化。
可以说,是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将学校文化的研究凸现出来,二者的定义及其分析方式存在着诸多吻合之处。在大量的学校文化论述中,均可以看到那些经常出现在企业文化中的精神形式,包括“价值”、“规范”、“信念”、“仪式”、“氛围”、“传统”等等,正是这些精神形式构成了学校文化的基本内涵。
       促成学校文化研究凸现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管理学的主观主义发展趋势。
上个世纪以来,管理科学促进工商管理快速发展的事实使人们相信,移植工商界的理论基础,继承工商管理模式,是教育管理发展的需要。教育管理学对工商管理理论的移植、复制,在20世纪50年代教育管理理论运动(theory movement)中达到了极致。在理论运动中,前辈学者对经验主义的教育管理的批评,对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的呼唤是颇具胆识的。理论运动所主张的科学、理性、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使教育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在当时找到了研究与发展的方向,教育管理学的学术地位由此得到显著提升。不过,尽管教育管理学从管理学中获益良多,但并不意味着移植、复制管理理论会给教育管理带来一个永恒的春天,人们逐渐发现“复制”理论存在的问题。70年代末,人们开始猛烈抨击这种从管理学复制而来、根植于实证主义的研究趋向。人们认为,处于复杂环境中的学校无法回避价值冲突,客观理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而且,脱胎于理论运动的教育管理科学,尽管力求客观、量化和价值中立,但它仍然携带着重要的哲学假设。
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下,西方教育管理学开始出现了超越实证主义的、以批判和反思科学教育管理为特点的理论景观。其中,由加拿大教育管理学者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和霍金森(C.Hodgkinson)等人所阐发的主观主义学术观点更是极具创见的。作为理论运动的爆破手,格林菲尔德指斥理论运动所信奉的科学观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事实上是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他指出,实证主义观点的严重失误,是它把所有的人的内部状态、直觉、情感和价值观都看成是一种管理的副现象;理论运动的认识论基础有不足之处,它以损失人文研究为代价。
       在建立应对实践的理论上,格林菲尔德提出用人文艺术的方法领悟教育问题,“文化科学家并不是去发现有关社会结构的终极真理,文化科学的目的是去理解不同的人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并揭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同看法是如何型塑其相应的行为的。”
       这些对教育管理研究的认识,使得传统的对实证主义方法的唯一强调转向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并行。人们不仅仅关注管理原则、方法等客观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在这些原则、方法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人们认识到,教育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对人的管理的研究离不开人的主观立场和态度。
在人类学、文化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的启发指导之下,诸多研究者对学校文化的概念、构成、功能、类型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有效学校的研究中,总是可以发现在这些学校中有着浓厚的适宜学生学习的气氛;罗蒂和罗森霍尔兹(Lortie,D.,and Rosenholtz,S.)等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开放(openness)与合作(cooperation)为规范的学校文化促进了学校改;
       富兰(Fullan,M.G.)在其关于学校改革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学校文化是学校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对诸多失败的教育改革考察的基础上,他认为这些至上而下进行的教育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没有找准正确的事情——课程和教学的文化核心”。通过实践,富兰及其同事们看到,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最难打开的内核就是学习的内核——教学实践的变革和教学精神的变革。”同时,在对有限的暂时成功的教育改革考察的基础上,他们发现,“在结构的变革和思想的变革之间有一种相互关系,当教师和行政人员开始用新的方式工作时,不料却发现学校的结构不符合新的发展趋势而必须改变,然而这种结构却非常强有力。”此时,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认识学校的文化,建立适应教育变革的新的学校文化。同时,在进行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学校组织中的“小集团思想”和“巴尔干文化”的出现。
       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更加激励了人们研究学校文化的信心。
就我国而言,对于用文化的视角对学校教育进行研究的著作虽然逐一出现,对学校文化的认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当前引起人们对学校文化思考的主要动因是课程改革。从深层意义上说,文化是课程改革的一个背景,是课程政策和课程制度的“土壤”。因此,我国第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能否顺利推行,关键是要看这块“土壤”能否为新课程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的课程改革同时也是学校文化的转型,是对学校“文化土壤”的改造,课程改革即学校文化的转型,是对学校“文化土壤”的改造,课程改革即学校文化的改革。
        学校文化的重塑是课程改革顺利实施的基石。 
在线咨询
扫一扫

服务热线
15538209856

返回顶部